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【恆春古城與鵝鑾鼻燈塔-古往今昔】 歷史背景 恆春古城 鵝鑾鼻燈塔

羅發號事件　　牡丹社事件　　燈塔構造　　閃爍的燈塔　　
牡丹社事件 （節錄自維基百科）
　　1871年（日明治4年，清同治10年）10月一艘琉球宮古島向那霸上繳年貢的船隻，在回航時遭遇颱風，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（即今之九棚灣），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，有66人登陸，闖入高士佛社（並非牡丹社，如今之牡丹鄉，雖是高士佛社，但史稱牡丹社事件）原住民住地，後又因文化認知不同而遭殺害54人，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營救下前往台灣府城，由清國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乘船歸國。
此類事件在當時不時發生，按慣例皆由清國政府撫卹、送還本國。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前往清國時向總理衙門提起此事時，大臣毛昶熙答覆：「二島（琉球與台灣）俱我屬土，屬土之人相殺，裁次固在於我，我恤琉人，自有措置，何預貴國事，而煩為過問？」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漁民的證據，又追問「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，為
何不懲辦台番？」，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搪塞，副島便言：「生番害人，貴國置之不理，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，因與貴國盟好，特先來奉告」，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圖，隨口回答：「(台灣)生番係我化外之民，問罪與否，聽憑貴國辦理。」日本遂抓住這句話柄，向「無主番界」出兵。
1867年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上表「大政奉還」，江戶時代結束。隨後的明治維新過程中，大量武士（維新時改稱「士族」）失業，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。於是西鄉隆盛等人提出「征韓論」，企圖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。但征韓在外交上困難較大，未獲得內閣多數閣員支持，最後造成提倡征韓最力的參議西鄉隆盛下野。日本政府為了安撫士族情緒，遂有出兵台灣之議。
但在出兵前夕，英美等國卻轉變態度表示反對，因此日本內閣下令停止此次行動。但在長崎已經準備妥當的西鄉從道拒不受命，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，史稱「西鄉大暴走」，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。
　　1874年（清同治十三年）5月10日，日軍於射寮（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）登陸。5月18日到5月21日，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，互有傷亡。5月22日，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（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）遭到原住民強烈抵抗，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，情勢逆轉，原住民敗逃，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。經此一役，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。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的牡丹社、高士佛社、女仍社等原住民，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，佔領後焚燒村屋並撤回射寮營地。7月1日，牡丹社、高士佛社、女仍社終於投降。日軍移營龜山（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）長期駐紮。
　　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灣，清國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巡閱為名來台，主持台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。李鴻章允調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，雙方戰力情勢逆轉。加上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，病歿五百六十一人，又已耗軍費六百餘萬日圓，深感難以持續。
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，赴清國交涉。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，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，實因情勢窘迫。因此清政府起初態度強硬，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，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：「一錢不給」。


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，強勢介入。於是清日兩國在九月廿二日簽訂北京專約，共有三條：
一、日本國此次所辦，原為保民義舉起見，清國不
指以為不是。
二、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，清國定給撫卹銀兩，
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、建房等件，清國願留自
用，先行議定籌補銀兩，另有議辦之據。
三、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，彼此撤回註銷，
永為罷論。至於該處生番，清國自宜設法妥為
約束，不能再受兇害。
　　在清國方面，不言賠償兵費，而將五十萬兩拆成十萬兩的「撫卹」與四十萬兩的「購買道路房屋」，算是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息事罷兵。
但因為條約中有日本出兵是「保民義舉」字句，日本片面以此認定琉球是日本的屬地。次年（1875年）開始進行「琉球處分」，令琉球終止向清國朝貢，復在1879年強迫琉球國王尚泰移住東京。
清國則稱條約中的「保民」係指日本國小田縣民，而非遭難的琉球船民，清國從未放棄琉球宗主權，多次對日本提出抗議。1880年在前美國總統格蘭特調解之下，日本提議割沖繩島以北歸日本，宮古、八重山島屬清國，但最後清國以不義為由，並未同意此瓜分建議。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朝，台灣割讓給日本，清國無力繼續過問琉球問題，琉球遂在國際默認下歸屬日本，清國與日本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，正式放棄琉球的宗主權改歸日本。
「牡丹社事件」後，清國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，轉為積極治理台灣，增設府縣，並在1885年建省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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